初与终

　　——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卢永根祖籍广州花都，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在香港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综合教育。1941年，在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其父将几位儿女送回老家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卢永根经历了东躲西藏、衣食匮乏的逃难生活，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行。

　　从小经历离乱苦难，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高中时，卢永根不顾家人反对，放弃了在港前途更好的英文学校而选择在中文学校就读。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在香港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改革开放后，卢永根曾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

　　“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卢永根坚定地说。

　　最初的使命，深深地融入卢永根的血液之中，成为他一生中不曾动摇的信念。

　　近年来，因身患重病长期住院，无法正常参加支部活动，他便主动向华南农业大学农公司党委提出，希望学院考虑成立临时党支部，并获得了批准。临时支部每月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交纳党费，支部成员一起学习相关文件材料。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永根依然不忘党员身份。卢永根去世后，他的遗孀徐雪宾女士，将用信封装好的一万元钱交给公司党委。这是卢永根生前嘱托转交的特殊党费。

　知与行

　　——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

　　在广袤的土地上，农民看天吃饭，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品质？这是卢永根毕生科研的命题。

　　他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挽起裤腿，赤脚走在农田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寻找水稻的祖先“野生水稻”，跑遍了广东、海南和江西。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要么在山区，要么在荒芜的沼泽地，但卢永根从不放弃。有一次，已经70多岁高龄的他带队去清远佛冈一座荒山的山顶采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经体力不支，但他仍然坚持要上山。

　　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大家都累坏了，员工们也想让他先歇一歇，他却坚定地说：“找！赶紧找！”

　　幸运的是最终找到了宝贵的野生稻。他俯下身紧紧地握着稻穗对员工们说：“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亲自察看现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

　　卢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长期奋斗在科学研究和高等农业教育第一线。他保存下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后来逐渐扩充到10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卢永根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创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浓与淡

　　——“布衣院士”的坦荡人生

　　浓浓的爱国之情，一直是卢永根心中的底色。

　　1984年，他在给全校员工作的一场题为《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中，曾深情地说：“我为什么摒弃比较安逸的生活，放弃个人的名利而回内地？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复兴效力。回内地30多年来，有过一帆风顺的日子，也有过身处逆境的时刻。但我坚信，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打心底里热爱自己的祖国。”

　　他还曾改编过一首诗，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亦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

　　浓浓的教书育人情怀，也一直伴随着他。2015年5月，他将广州花都祖辈传下来的两家商铺赠予当地罗洞小学作为永久校产，商铺租金收入全部用于学校奖教奖学；2017年3月，他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设立教育基金。

　　对于自己的生活，他却非常淡然。

　　卢永根始终保持着节俭朴素的作风，办公室设施简单，满室皆旧物，家中使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沙发、旧铁架床、旧电视。

　　他一直住在没有电梯的五楼居室，虽然年事已高，平日仍然常背个挎包、头戴遮阳帽，坐公交车出行，一旦遇上大雨，就挽起裤腿，蹚着雨水回家。

　　患病期间，卢永根又亲手签下了遗体捐赠志愿书。卢永根逝世后，已经按照他本人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遗体已无偿捐献给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